詩經》 
 

學習重點:

  1. 詩經》的由來
  2. 詩之「六義」
  3. 詩經》的內容
  4. 詩經》的藝術特色

 
 

1.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至春秋五百年來的詩歌305篇,最初名為《詩》或《詩三百》,漢代被儒家奉為經典,才用《詩經》之名。除了小部分的詩有透露作者名稱外,其餘大部分詩作的作者皆不可考。 
 

王官採詩:古代帝王為了考察風俗的好壞,設採詩之官,把採來的詩獻給天子。

孔子刪詩:《史記》記載孔子從三千首古詩中刪改而成。 
 

2.

詩經》的體裁:風、雅、頌(p.22)

詩經》的寫作手法:賦、比、興(p.24) 
 

風:15國風共160篇,「風土之音曰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民歌。

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朝廷之音曰雅」,是宮廷正樂,用於典禮。

頌:周、商、魯頌共40篇「宗廟之音曰頌」,是宗廟祭祀時唱的讚歌。

賦:敘述法。「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豳風.七月〉。

比:比喻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魏風.碩鼠〉。

興:聯想法。「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南.關睢〉。 
 

3.

  1. 諷刺政治:〈魏風.碩鼠〉、〈魏風.伐檀〉
  2. 戰爭徭役:〈魏風.陟岵〉、〈秦風.無衣〉
  3. 愛情婚姻:〈周南.關睢〉、〈衛風.氓〉
  4. 勞動生活:〈豳風.七月〉、〈魏風.十畝之間〉
  5. 歌頌先民:〈大雅.生民〉、〈大雅.公劉〉

 
 

4.

句式以四言為主

重章疊句

雙聲、疊韻、疊詞的運用。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詩經>>

序:

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過程,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歷代的音樂都來自民間,詩歌的起源是和音樂分不開的,它的發展也往往是和音樂分不開的。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稱為詩經,所收的作品上至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紀),下至編輯成書的春秋中期(前六世紀)前後經歷的五百年。保存到現在的作品有二百零五篇,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一小部分是貴族作品。<<詩經>>原來稱<<詩>>或「詩三百」,到戰國時期莊子(約前三六九年至約前二八六年)的著作中才記載<<詩>>是儒家「六經」之一。

 

(一) 采風和獻詩

西周和春秋時代在我國古代發展史上,處於封建領主制即封建農奴制階段。周天子統一天下,是當時最高的土地支配者,授土授民,層遞分封,和諸候、卿、大夫各級領主以及無封地的士構成了流治階級,統治廣大的農奴和奴隸。而當時的農奴和奴隸生活困苦,負擔繁重的徭役。「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音樂也成了他們進行鬥爭的一種武器。此外,他們也用音樂詩歌反映自己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而貴族則利用音樂詩歌來歌頌統治階級的功德,企圖加強統治。<<詩經>>皈音樂沒有流傳下來,但從和音和相配合的歌詞中,也可以看出音樂的不同的階級屬性。

古代相傳,西周王朝為了了解社會狀況,已經有采詩獻詩的活動。當時的音樂和文學都達到相當高的成就。罔王室和各諸候國的樂師不斷地搜集並整理各地的文間音樂和詩歌,當中經東周遷都(前七七零年),進入春秋時期,社會日益動盪,但這項事業並未中斷。大慨各國所搜集的作品,除了在當地保存采用外,也送給周王室,由王室樂官保管整理並演湊,成為周樂的主要來源。

<<詩經>>中的<<頌>>都是對貴族歌頌功德的作品,<大、小雅>中也有一些歌功德或諷諫規勸的作品,而且還有留下作者的名字的。這些都是公卿烈士奉獻或寫作的詩。

<<詩經>>中的作品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也稱<國風>,包括周南、召南(南至江漢流域)、邶、衛、鄘、王(今洛陽地區)、鄭、檜、齊、魏、唐(普)、秦、豳、陳、曹等十五個地區和國家的詩。<雅>分為<大雅>、<小雅>。<頌>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作品生產的地區,分佈在黃河流域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和長江流域的湖北北部。就作品生產的時間說,大體上可以這樣排例,即<周頌>、<大雅>、<小雅>、<商頌>、<魯頌>和<國風>。但各類詩篇的時代又是交叉的。

 

 

(二) 《詩經》的音樂藝術

孔子「師摯 ( 大師摯 ) 之始,〈關雎〉(《詩經》第一篇之「亂」(在樂曲中是指樂曲末章合奏的高潮部份)洋洋乎盈耳哉! 太師摯指揮的演奏的開頭,〈關 雎〉篇末尾的合奏,聲音宏大,充滿了人們的耳朵。這幾句詩論反映出《詩經》在音樂上的成就。

〈風〉,〈雅〉,〈頌〉的區別,主要在音樂方面,其次在內容方面。

〈風〉是地區具看地方與特點的樂歌,多半是民間歌謠,也有些是貴族作品。

〈雅〉大部份是貴族作品,用的都是西周都城鎬京 (在今西安市西) 一帶的樂調,〈小雅〉中有小部份民間歌謠。

〈頌〉是宋朝裡貴放祭祖的樂歌,具有肅穆神秘的特點,這三類的區別還是很清楚的。

有人看到〈大、小雅〉中有讚美祖先的詩歌,便認為〈雅〉中也〈頌〉,這是由於只考慮內容而忽略音樂的緣故。〈小雅〉中還有些民間歌謠,而〈國風〉中也有些貴族作品,同樣也不能說〈雅〉中有〈風〉中有〈雅〉。

詩經》的音樂成就主要是勞動人民的貢獻,專業的藝術人、音樂家在加工提高方面也就起了作用。當時的樂譜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從歌詞的形式和內容上也可以推想樂曲的結構和情調。楊蔭成先生把各篇的曲式歸納成十種:

(1) 一個曲調重複。

(2) 一個曲調後面用副歌重複。

(3) 一個曲調的前面用副歌重複。

(4) 一個曲調重複,最後一章採用「換頭」的方 式。

(5) 一個曲調重複,前面有引子。

(6) 一個曲調重複,後面有尾聲。

(7) 兩個曲調,各自重複,聯成一個歌曲。

(8) 兩個曲調交替運用,聯成一個歌曲。

(9) 兩個曲調不規則地重複,聯成一個歌曲。

(10) 一個曲調重複,前有引子,後有尾聲。

由這種分析可以說明《詩經》中豐富多采的曲式。

(三) 《詩經》的文學成就

詩經》的歌詞,三〈頌〉滯澀沉悶,反映了音樂的舒緩單調的特點。〈周頌〉中有一部份詩不押韻,大慨是朗頌的祝詞和銅器銘文相似。〈國風〉以〈大•小雅〉中有大部份歌詞都有它們的特點 :

け)歌詞與音樂密切結合。章句的重疊是為了適應樂曲的情緒和形式的要求,使聽「餘音繞樑」之感。

げ)歌詞本身就有節奏感。節奏感是由押韻,字音協調,文字簡練緊湊等條件所形成的。

こ)善於運用形象化的描寫方法。從現實生活中選擇題材,用「比」、「 興」和襯托的方法,繪聲繪色,使讀者易於理解,而且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朱喜說 :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興者,先言物以引起所吨岔耤v。如〈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可歸,宜其室家。」這是用在婚禮上的一首賀詞。用盛放的桃花比喻美麗的少女,而且說明婚禮是在桃花盛放的時候舉行的。用的是比的方法,〈關雎〉以成雙成對的水鳥引起對婚禮上新夫婦贊歌。用的是「興」的方法。

用親托的方法,是為先造成一種抒情的氣氛。如〈東山〉四章,每章開始的一段都是「我在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這種凄涼的情景親托出一個離家三年的士卒,結束了征戍生活。在濛濛細雨中踏上歸途以及到家後的哀怨心情。又如〈召南•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 」雷聲隆隆,風雨如晦,襯托出在家的婦女懷念遠人的驚恐不安的焦慮心情。

 

(四) 《詩經》的史料價值

詩經》還反映了當時社會各方面的情況,諸如社會生活、階級鬥爭、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以及各階級、階層的精神面貌等。許多作品都是史詩,所提供的重要史料可以分為以下各類 :

記錄了周民族早期活動的歷史和傳說。如〈大雅•民生〉記敘了周族始祖姜嫄生育后稷的神話,以及后稷在農業上的貢獻等﹔〈大雅•綿〉 、〈魯頌•閟宮〉等記敘周族先公古公亶(太王)自豳遷岐的故事﹔〈文王〉等歌頌 姬昌(文王)準備滅商的事跡。這些資料就是司馬遷撰寫〈周本記〉的一部份主要根據。

反映了重歷史事件。如上面所說的〈周頌〉的〈酌〉、〈武〉等篇實即〈大武〉舞的樂章,歌頌周武王 滅商的事f。〈大雅•桑柔〉描寫的大慨是周厲王十六年(前八四二年)人民起義的情況。

反映了社會制度 , 如〈小雅•信南山〉保存了土地制度資料﹔〈周頌〉的〈臣工〉、〈噫嘻〉等記述了耕作制度﹔〈大雅〉的〈公劉〉、〈崧高〉等記述了賦稅制度﹔〈秦風•黃鳥〉記述了用活人殉葬的制度。

大量的民歌和一部份的貴族作品所表達的喜怒哀樂的感情,都可以考察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此外,還有些作品提供了自然科學資料,如〈大雅•雲漢〉描寫旱情說:「旱既大甚,滌滌山川」,研究者多認為是提周宣王末年發生的大旱災言。〈小雅•十月之交〉描寫地地震的情況說: 「百川沸騰,山豖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同時發生日食。據研究者推算,這次地震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這是我國最早的有確實時間的地震記錄。

(五) 古代的詩經

從春秋時期起,《詩》就在上層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 起著重作用,同時開始被研究解說,賦予種種不同的意義。《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載一個人的說話:「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杜預注「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賦詩斷章,是當時貴族社會的一種風氣,取《詩經》中一篇詩的一章或一句,宛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們正正逐漸地造成《詩經》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在曲解《詩經》的內容。孔子整理過《詩經》,在教學時又把它列為六門主要課程之一。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認為作者的思想是純正的。這就是 《詩經》作了的結論,都是「溫柔敦厚」的作品。 孔門的弟子和以後的儒生就本著這種認識來解說《詩經》,於是產生了種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但先秦時期的儒生以及其他解詩者的言論,流傳下來的都是零星的,沒有完整的專著。

 

漢代以後研治《詩經》的專著就多了起來。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著作 :

西漢《毛詩故訓傳》(傳是對經文的解釋)。在西漢傳授詩經的有四家 : 齊詩,齊國人轅固傳﹔魯詩,魯國人申培傳﹔韓詩,燕國人韓嬰傳﹔毛詩,魯國人毛亨(毛萇)傳。四家詩所傳的經文有出入,解說分歧之處甚多。當時三家的盛行,令毛詩處於不重要地位。毛詩每篇之前有一段簡短的說明,稱為詩序。

東漢《毛詩傳箋》。毛詩盛行於東漢,又經大經學鄭玄為 「毛詩」作《箋》(闡發傳文的意義),更為學者所推崇,廣為傳播,其餘三家詩便趨衰微。鄭箋並未局限於毛傳,包括各家和鄭玄先生本人的見解,所以這本書可反映東漢詩經學的研究成果。

《毛詩正義》從魏晉以後,研究詩經者以毛傳鄭箋為主,但對於傳箋兩者的得失問題,多有議論。唐貞觀十六年 (六四二),孔穎達等奉命「因鄭箋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途。」「融貫群言,包羅古義。」

南未朱熹撰《詩集傳》。宋代學者對小序及毛傳鄭箋作了一定的批判,提出了許多新見解,便詩經學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詩隻傳》反映了當時研究成果。但他對〈周南〉、 〈召南〉中許多「男女相與歌永的作品,郤又被列為例外,仍然偏限在小序裡。在文字訓話方面,大部份繼成了毛鄭箋,對詩的評論也都是傳統的說教。清代有《詩經通論》、《毛時傳箋通釋》、《詩毛氏傳疏》等。康熙年間,姚際睄間m詩經通論》, 認為「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意慾 「辨別前說,以從其是,出黜其非」,實即傾向傳箋的地位。其後在崇尚訓話考據學的風氣之下,馬瑞辰撰《詩毛氏傳箋通釋》,進一步對毛傳鄭箋加以發揮。至陳奐撰《詩毛氏傳疏》,認為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於是「置箋而疏傳」,以「宗毛詩義」。這類著作在名物訓詁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對詩義的解釋卻落後於宋人。

其實,過去的詩經學不可能正確地揭示《詩經》的本來面目和偉大意義。我國解放以後,人們所學習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學握了更多的文獻和考古資料,批判地繼承了前人整理《詩經》的成果,對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展開了科學的研究,己經取得了新的成就,將來還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詩經》概說

 

 

【《詩經》的名稱 】 【《詩經》的內容性質與做法 】

《詩經》的作者與時代 《詩經》的編集】

【《詩經》學的發展】 <詩序> 【附錄】

 

 

 

一、《詩經》的名稱

屈萬里《詩經釋義》:

「詩經」這個名詞不甚古。古時只把它叫做「詩」,或者「詩三百」;和易、書、禮、春秋一樣,都沒有「經」的尊號。……把「經」字連在書名之下的事實,不會早到西晉以前。不過,這種情形,起初也只是見於文辭的敘述裡,卻並沒有把經字連在書名之下而作為書的籤題。用作書的籤題,以我所知,似乎以宋人廖剛的詩經講義為最早,他這部書,約成於南宋初年。到了元代,這種風氣漸盛;明代以後,詩經、書經、易經……等,幾乎成了定名了。 

 

此書古代原本單稱《詩》或《詩三百》,元、明以後始盛行稱為《詩經》。由於漢代《詩經》學分為四家,因此有《齊詩》(或作「齊《詩》」,餘類推)、《魯詩》、《韓詩》或《毛詩》的名稱。換言之,冠上齊、魯、韓、毛,這是表示《詩經》學的學派差異,不同的學派所傳授的經文彼此也有不同。三家《詩》先後亡於魏、晉、唐、宋間,魏晉南北朝以來,通行的《詩經》主要屬於《毛詩》系統,《詩》或稱為《毛詩》就是這樣的緣故。

 

 

二、《詩經》的內容、性質與作法

 

(一)  內容篇數:

漢以後流傳的《詩經》,篇數為三百零五篇。唯《毛詩.小雅》附有<南陔>、<白華>、<華黍>及<由庚>、<崇丘>、<由儀>等六篇篇名而「亡其辭」,若加上這六篇則共有三百十一篇。

 

 

(二)  性質分類:風、雅、頌

〔唐〕孔穎達: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 

1.     風─分為十五國風,總計160篇。

<毛詩序>: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故曰風。 

〔宋〕朱熹《詩集傳》: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屈萬里《詩經釋義》:

國風分十五國……多半是經過潤色之後的民間歌謠。

 

2.     雅─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總計105篇。

<毛詩序>: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宋〕朱熹《詩集傳》:

正小雅,宴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屈萬里《詩經釋義》:

大、小雅裡,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有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婦之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是。但因為樂調不同,所以被列在雅;又因為用不同,音節亦異,於是又有小雅、大雅之分。 

 

3.頌─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總計40篇。

<毛詩序>: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宋〕朱熹《詩集傳》:

頌者,宗廟之樂歌。 

屈萬里《詩經釋義》:

頌就是容,是歌而兼舞之義,這說法是可信的。頌,包括著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它們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 

 

 

(三)作法:賦、比、興

1.

〔漢〕鄭玄: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唐〕孔穎達:

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

〔宋〕朱熹《詩集傳》: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2.

〔唐〕孔穎達:

諸言「如」者,皆比辭也。

〔宋〕朱熹《詩集傳》: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3.

〔唐〕孔穎達:

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宋〕朱熹《詩集傳》: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詩.衛風.碩人》首章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此以鋪陳手法直言莊姜的高貴身分,屬於「賦」。

<碩人>第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是藉著各種草木物象摹擬莊姜的美貌,屬於「比」。「比」就是譬喻,明言「如」者為明喻,而婉轉託物以比擬者稱為隱喻。《詩.魏風.碩鼠》首章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這是以農夫責備老鼠的口吻,表達對貪婪聚歛者的不滿,「碩鼠」隱喻橫徵暴歛的當政者。

又,《詩.周南.關雎》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下注曰「興也」。依此,凡是這類藉著描寫景物情境來營造意象以引發聯想者,屬於「興」;通常用在詩章的開頭處。

 

 

三、《詩經》的作者與時代

(一)作者

《詩經.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詩經.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詩經.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詩經.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以上《詩經》中言及作者的篇章。整體而言,《詩三百》的作者不出於一人,非成於一時,甚至不是一人一時所編纂的,是一部先秦時代的詩歌總集。民國初年,「國風」乃民間歌謠的說法甚囂塵上,但依屈萬里先生考察,縱或采自民間歌謠也經過士人潤色,甚或是士大夫取材於民謠所作。

 

(二)時代

  「周頌」各篇多作於西周初年,「魯頌」、「商頌」作於晢秋中期;「大雅」、「小雅」成於西周;「國風」多作成春秋時代。

 

 

四、《詩經》的編集

 

(一)  舊說:1.「獻詩」說; 2.「采詩」說; 3.「刪詩」

(二)孔子與《詩經》之編集

論語.為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子路》: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引述《詩•魯頌•駉》的「思無邪」,藉此總論三百篇之《詩》,這裡所謂「詩三百」是專指而非泛稱。「詩」是孔門誦讀傳習的科目之一,當時應當己經有教授誦讀的傳本。而且,孔子教授弟子誦詩以應出使專對之用,這個說法的背景是春秋時代賦詩、引詩曾蔚然成風,但賦詩的風氣在定、哀之際已趨於式微,既然如此,則論語.子路》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段話應當是孔子早年之語──在稱詩風氣盛而將衰之際,那麼,孔子正詩或「刪詩」以前,《詩》就已經有三百篇了。依《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正定<雅>、<頌>,在周遊列國、「自衛返魯」之後。參考《左傳》及《史記》,孔子「自衛返魯」,時在魯哀公十一年,而在此之前,「詩」已經是孔門傳習的課目了,如教門人:「小子何莫學夫詩」(<陽貨>)、教伯魚「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等,教伯魚、門人弟子學詩的教本是尚未正定的傳本。那麼,孔子正定<雅><頌>之前,《詩經》業已成編,孔門即用之為傳習的教本,其數約有三百篇。至孔子晚年,又正定詩樂,加以整理,成為儒家傳習不輟的經典。 

 

1.正樂與正詩

《論語.子罕》: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屈萬里《詩經釋義》:

既說「雅、頌各得其所」,則雅和頌的篇第,必經孔子整理過,是絕無可疑的。

 

如上所述,孔子之時,已經有《詩三百》。《詩》雖非初纂於孔子之手,卻經過他的整理,並作為教材,遂成為儒者傳習不輟的經典。《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大概就是孔子「正樂」之事;而且,孔子曾經正詩,也就是整理「雅」、「頌」的篇第,使各得所。孔子「正樂」和整理「雅」、「頌」,明白見於《論語》;除此之外,學者頗認為現在十五國風之先後次第,以及將「魯頌」、「商頌」編入《詩經》之中,可能也是孔子所編定的。

 

 

五、《詩經》學的發展

(一)春秋時代

先秦兩漢古籍中,詩與禮、樂常連類提及,《論語.泰伯》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孔子閒居》亦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凡此,都表明三者的關係密切,共同構成一整體的文化活動。相對於漢以後的《詩經》學多以訓詁箋注的方式呈現,春秋時代則以靈活運用詩句來婉轉表達己意,著重詩的運用。賦詩和引詩都是運用詩的方式,而且跟當時的禮樂活動相結合。賦詩是在典禮中藉由歌詠方式達成溝通目的活動,且多屬外交禮會的場合。引詩則不然,只是言談之際隨口引述,無特定的儀節、場合,也不是逕以詩句作為對話的媒介。而且,賦詩人物率皆各國之君卿執政,多施用於享宴外交場合,而引詩人物則遍及大夫階層,多屬君臣同寮間的對答。這是二者的差異。若從其相同處著眼,一則,它們都是詩的運用;二則,其運用的特徵,都是取合所需,可以總括以「斷章取義」言之;三則,春秋人物不論賦詩或引詩,取義的旨趣,大抵與政事有關。賦詩以微言相感,達成外交使命,故與政事有關,諸國君卿大夫引詩議政,闡述德義,發揮為政治國的理念,可以說是「政事上的運用」。這樣的運用,以周文為基礎,在襄、昭之世臻於鼎盛,更與當時弭兵止戎的國際局勢息息相關。稱詩活動,既然以禮樂制度為基礎,又配合政局的發展,定、哀以後,由於周文疲弊,政局改觀,盛行一時的稱詩風尚,遂趨式微。

 

(二)孔門《詩經》學

《論語.學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論語.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語.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在《詩經》學史上居於關鍵地位。除了編集整理之外,在學《詩》或解釋觀念方面,對後學也多有啟發。由上述孔子和弟子言詩的實例可以略窺孔門的詩學觀念。子貢體會有得,向孔子請益,孔子贊許之,同時勉勵他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心領神會,隨即引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來印證,對此孔子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言下之意,引詩證悟不僅是孔子嘉許的方式,更是「言詩」的基礎。這個意思和第二則事例相通。子夏引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詢問詩意如何。孔子曰:「繪事後素」,已是比喻的說法,子夏又由「素」進一步而悟及「禮」,深一層轉出新意,因此,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因詩悟禮,也被認為是具備了與之「言詩」的條件。孔子曾經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正可以和「起予者商也」這句話相互發明。這裡所謂「言詩」,不是離章辨句,名物訓詁之屬,因為子貢、子夏想必都已不是初學者,引詩證悟和因詩悟禮,都是深造有得之境。而且,這兩個例子本身,也正是所謂「言詩」的實例。由上述孔子與弟子言詩,可注意下列的含義:1.孔子嘉許子夏能「起予」,子貢能「告諸往而知來者」,正是為其「溫故而知新」。然則孔子言詩的精神在於「知新」,貴能興悟。2.「言詩」和學者進德修業的體會結合,詩句即反映引用者的理解,是對詩的新理解,同時也是對道理的新領悟。3.這樣的「言詩」,其實是「詩的運用」。言詩或論詩乃是詩的運用,因為不論是引詩重新詮解,或者引詩申明心得,都和順著詩句箋釋詩文不同,不是把詩當作研究、論析的對象。「言詩」以取合己意,其意義是運用者興悟之心得,著重「溫故知新」,啟發詩文中潛蘊的含義,是否合乎「本義」反倒是其次的考慮。從《論語》的記載看來,孔子的《詩經》學,正是著重運用。這可以從孔子教弟子學《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教弟子學詩的旨意,此章堪稱詳明,而其強調的正是詩之「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及於多識名物。這和孔子教伯魚「不學詩,無以言」,同樣都是基於運用的立場,仍保留春秋時代《詩經》學的特色。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學詩達於仕用的意圖顯而易見。學詩致用最直接的方式莫過於引詩或賦詩。但專對賦詩需要特定的場合、客觀的條件以資配合,相形之下,引詩的運用方式是比較靈活的。由上述的例子即可看出,不論是談學究義,稱美人物的品格、或者譏刺三家僭禮等時事,都可以藉引詩來表達更豐富的義涵。總之,孔子時當周文疲弊、禮壞樂崩之際,稱詩的風尚已趨於式微,言詩、引詩,代表的是一種「信而好古」、傳承「斯文」的學術宗尚。學詩達政、溫故知新,乃是孔子《詩經》學的精神所在,相對於春秋時人切於政情時事的稱詩運用,孔子言詩取義則屬學術上的運用,在《詩經》學上承上而啟新,對孟子、荀子以及後世儒者之言詩、注詩影響深遠,堪稱繼往開來的樞紐。

 

()兩漢《詩經》學──三家《詩》與毛《詩》

《漢書•藝文志

〔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未得立。

 

甲、今文學——三家詩

1.    魯《詩》

魯《詩》傳自魯申培公,因最初流傳於魯地而得名。申培在文帝時立為博士,漢儒韋賢、王式、張長安等均以傳習魯《詩》著稱。此派最先出,傳授最廣;而且解經的特點以平實著稱。大約於西晉時失傳。

 

《漢書•儒林傳》:

〔王式:〕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2.    齊《詩》

齊《詩》傳自齊轅固生,以流傳於齊地而得名。轅固在景帝時立為博士,漢儒翼奉、匡衡、師丹等均以傳習《齊詩》著稱。此派大約在西漢後期漸興起,東漢前期盛行一時;解經的特點是常雜以陰陽五行,不免流於附會荒誕。亡於魏,最早失傳。

 

3.    韓《詩》,傳自燕人韓嬰

韓《詩》傳自燕人韓嬰,以始傳者的姓氏得名。韓嬰在漢文帝時立為博士,漢儒王吉、食子公、長孫順等屬之。此派僅流傳於燕、趙等地,影響不如魯、齊兩家;解經的特點與魯詩接近,比較平實。《韓詩》流傳至北宋才亡佚。此一學派另有《韓詩外傳》一書,至今猶存。

 

綜言之,漢代今文學家治《詩經》,多藉經文引申以議論時政,發揮政治理想,闡述自己的主張,「以三百篇當諫書」一語常被引為表徵。唯其以議論時政為主,或不免於附會,齊《詩》學尤多離奇怪誕之說。《漢書.藝文志》言三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多附會解說以參合時政,俾發揮經世致用的功能。通經致用,這是漢儒代治經的共同點,今文學家尤然。兩漢時代,官學以三家為盛;逮古文學者馬融、鄭玄等申毛義而難三家,《毛詩》學漸興,入魏之後,三家趨於式微。依《隋書.經籍志》,《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書.經籍志》仍著錄「《韓詩》二十二卷」,可見唐時猶存,大約在北宋時亡佚。

 

 

乙、古文學——毛詩

4.毛《詩》

毛《詩》傳自毛亨(大毛公)、毛萇(小毛公),以其姓氏得名。毛亨作《毛詩詁訓傳》以解釋《詩經》,授予毛萇;東漢鄭眾、賈逵、馬融等都是傳習《毛詩》的大家,鄭玄作《詩箋》宗毛為主,尤為《毛詩》學興起的里程碑。首先,此學派的傳習的經典稱為《毛詩》,以別於《魯詩》《齊詩》或《韓詩》。《毛詩與三家之《詩》相較,(1)多出六篇,唯「有其義」而「亡其辭」;(2)篇章字句偶有差異。其次,《毛詩》傳自毛亨、毛萇,其解經之傳稱為《毛傳》(或毛《傳》),鄭玄依此經、傳加以箋注,稱《詩箋》(即鄭《箋》),唐孔穎達又依之作《毛詩正義》(習稱孔《疏》),這樣前後相傳的《詩經》學脈絡,可統稱為「毛詩」,屬於古文學派。此一學派解釋《詩經》的特點,以訓詁見長,少迷信妄誕之說,又有<詩序>說明詩旨,著重政治教化與道德修養之闡發;兩漢一直未立於學官,東漢時民間流傳已越來越盛,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宋初大抵「毛詩」獨盛,唐代的《詩經正義》即依毛《傳》、鄭《箋》,由孔穎達為之作疏,流傳至今,成為影響久遠的傳本。「十三經注疏」中的《詩經注疏》,經依《毛詩》,兼取毛《傳》、鄭《箋》以及孔《疏》,於南宋時合刊為一。

綜觀《詩經》今文學、古文學之消長,魯、齊、韓三家為今文學,在漢代先後立為博士學官,盛極一時。東漢以後,古文學之《毛詩》逐漸盛行,鄭眾、賈逵、馬融等申明毛義;鄭玄《詩箋》「宗毛為主」,又作《詩譜》,貫徹「以史說詩」之解經觀念,將三百篇貫串為一詩史系統,尤為今、古文盛衰的一大關鍵。魏時,王肅攻鄭,亦宗毛詩。相對的,三家詩自此趨於式微,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至南宋亦亡;兩漢今文學派的《詩經》學著作,唯獨《韓詩外傳》一書流傳至今。唐時,取毛《傳》、鄭《箋》作《毛詩正義》,為「五經正義」之一,尤為古文學派的毛詩學獨盛的一大標幟。流傳至今的《詩經》,屬於毛詩系統。

附帶一提,各家學者所謂「《毛詩》」或「毛《詩》」(或逕作「毛詩」),取意不盡相同。為凸顯某些觀念,茲略以「《毛詩》」和「毛詩」二詞相對,區別如下:《毛詩》指毛氏據以傳授的三百篇之《詩》,所以也或標作「毛《詩》」;至於以《毛詩》為中心所形成的《詩經》學系統,包括自《故訓傳》、《詩箋》,以及唐代《毛詩正義》等等,一脈相傳的許多傳箋注疏和散見的解說。若加以區分,《毛詩》通常特指「經」,而「毛詩」則泛指由「經」以及「傳」、「箋」、「疏」等等詮釋,統稱整個系統或派別。三家《詩》可以依此類推。當然,重要的是辨析上述的詞意和觀念,各家用說不盡相同,而標點異同也不必太過拘泥。

 

()、宋代《詩經》學──宋學

〔宋〕朱熹: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 ……至於本朝劉侍讀〔劉敞〕、歐陽公〔歐陽修〕、王丞相〔王安石〕、蘇黃門〔蘇轍〕、河南程氏〔程頤〕、張橫渠〔張載〕,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有所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繹。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滌盡舊說,詩意方活。 (《朱子語類》卷八十)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歌詠,各言其情者也。

周予同:

詩宋學派非如詩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能就經典本身加以討究,其流弊在好以主觀臆見淆亂古義。宋儒治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詰毛、鄭,斷以己意,力反東漢以來治詩的舊習。蘇轍繼起,作《詩集傳》,始攻擊毛<序>,僅存錄首句。南宋時,鄭樵作《詩傳辨妄》直斥<詩序>為村野妄人作。朱熹受鄭樵的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詩集傳》不僅棄序不用,而且雜採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為取舍。又以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之傳統的經說。……元儒如許謙、劉瑾…等也都以《集傳》為依歸。……明代胡廣等輯《詩經大全》,依劉瑾《詩傳通釋》一書,頒為功令;蓋朱熹《詩集傳》已取代毛、鄭詩學之正統的地位了。……直到清代漢學復盛,於是詩宋學始漸不為世所重。 (《群經概論》,頁45-46

 

漢代今文學派的三家詩盛行一時;魏之後,三家詩式微,而毛詩則延續東漢以來的發展,日益興盛,至唐代修《毛詩正義》,毛傳、鄭箋、孔疏遂成獨尊。及至宋代,歐陽修、蘇轍、鄭樵、朱熹等學者,針對<詩序>提出質疑,詮解《詩經》遂與東漢古文派分途,而另闢蹊徑。朱熹的《詩集傳》可為詩宋學之代表。朱熹的《詩經》學有兩大特徵:1.不用<詩序>;2. 詮解賦比興與漢唐舊說不同。朱熹之學在宋末至清初這段時間裡影響力相當大。相對於宋學,清代的《詩經》學,或標榜毛詩,或宗三家詩。宋元明學者,說詩不宗毛、不依<詩序>。至清代,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等,都以疏通毛、鄭為主,宗毛詩,古文學復振。此外如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則不專依「毛詩」。宋王應麟作《詩考》,首先輯存三家之詩,但這股輯佚風氣在清代尤盛,如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都標明為「三家」之學。大抵而言,<詩序>及毛傳、鄭箋一系的毛詩學仍可說是傳統《詩經》學的大宗;其次,則屬朱熹《詩集傳》,能獨樹一幟。當代的《詩經》學,解詩不依<詩序>,受朱熹影響者不少。

 

 

六、<詩序>

毛詩解經較三家平實,著重名物訓詁,漢代未立為博士;唯河間獻王曾延請毛萇為博士(諸侯國之博士)。毛詩有<詩序>以說明詩旨——學者析分為<大序>和<小序>兩部分,或說子夏作,或說子夏、毛公合作,或說漢人衛宏所作等等,迄無定論。<大序>總論三百篇之詩,提出「詩言志」的說法,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達;論《詩》之六義、四始、正變,俱成為《詩經》學史上的重大議題。<小序>逐篇詮解詩義,其特點為「以史說詩」;或不免流於附會。毛詩詮解《詩》義,著重端正情性——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這點尤其值得注意。且此一詮解,實淵源於孔門端正情性之《詩》教(省作「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