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與酒

    農曆九月九日,為傳統的重陽節。因為古老的《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為陽數,“九月九日”兩個“九”,故而叫“重陽節”,也叫“重九”節。

    “重陽”,在楚詞中已提到了。屈原《遠遊》:“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這裏的“重陽”是指天,還不是節日。三國時魏文帝曹丕《九日與鍾繇書》中,則已明確重陽的飲宴了:

    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晉代文人陶淵明在《九日閒居》詩序文中說:

     餘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這裏同時提取菊花和酒。

    大概在魏晉時期,重陽日已有了飲酒、賞菊的做法。到了唐代正式定為民間的節日。

    重陽節的活動很多,如出遊、登高、賞菊、插茱萸、吃重陽糕和飲酒等等。

    菊花,是我們中國人培育出來的著名的花卉,《禮記·月令》中已經提到。它在草木遍枯的時刻怒放,清芳幽香,尤其惹人喜愛。古人還認為,菊花“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晉傅玄《菊賦》),故而叫它“長壽花”、“延齡客”。

    重陽糕,是用穀物為原料做的糕點,在重陽時吃,大概與周代秋糧收穫後要嘗新糧的做法有關。它的做法也很多。

    登高、插茱萸和飲酒,互相之間關係密切。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重陽登高》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

    這本只是個神話故事,但於後世影響深遠,以致演化成九月九日登高飲酒之習俗。

    菊花,除了觀賞價值外,也確是一味良藥,其性味甘苦、涼,有疏風、清熱、明目、解毒之功效。《本草綱目·附諸酒方》中載:

    菊花酒,治頭風,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用甘菊煎汁,同曲米釀酒。

    有的古籍中載,菊花酒是重陽日采初開之菊花釀酒,來年九月九日登高飲用。這樣的酒,經陳放一年,味道自然較醇和,更何況還帶有清雅之菊香。

    重陽節不僅有喝菊花酒的習俗,也有飲茱萸酒的做法。《濟南采風記》:“九月九日,登高,飲茱萸酒。”《象山縣誌》:“重陽,士人登高燕賞,以茱萸泛酒。”茱萸是一種含辛烈香氣的植物,也是一味藥,有溫中、理氣的作用,但有毒。《齊民要術》中說:“舍東種白楊、茱萸三根,增年益壽,除患害也”。不知是不是由於茱萸含的某種氣味能驅除一些蟲子的原因。

    人們在重陽日佩茱萸,認為可以祛邪辟惡和長壽,據晉代人葛洪在《西風雜記》中說: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可見這種習俗,由來已久,後來發展成為用茱萸泡酒喝。

    重陽節登高、佩茱萸、飲酒的習俗,自魏晉曆唐宋直到明清,始終不衰。晉代人周處的《風土記》中:

    以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會,又雲茱萸會。

    可見登高飲酒的活動中,還含有相聚之意。

    唐代詩人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更是充分表達了佳節不能團聚而倍相思念之情,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
《晉書·孟嘉傳》中,還記了一段與重九登高有關的故事,講的是東晉大將軍桓溫與手下參軍孟嘉的事:

    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孟嘉登高宴飲,大概太高興了,連風把帽子吹落了也沒有察覺。由是成了重陽節登高飲酒的一段佳話。後世不少文人,在作品中都提到它,如“邀歡任落風前帽,促飲爭吹酒上花”(宋祁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杜甫詩):“不見攜觴王太守,空思落帽孟參軍”(權德輿詩)等等。

    今天的重陽節,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為尊老、敬老、愛老的“老人節”。各機關、團體、街道,往往都在此時組織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老人秋游,臨水登山,沐浴在大自然的懷抱;不少家庭的晚輩也會攙扶著年老的長輩到郊外活動或為老人準備一些可口的飲食。各公園、景點還專為老人準備了許多活動項目。當然,年輕人如有可能,也喜歡在這金色的秋天裏去遠足,欣賞大自然的風光。至於飲酒,已成為可有可無的事,更不在乎是不是菊花酒和茱萸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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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的源頭及其詠唱詩

  
內蒙古師範大學漢文系 屈正平

  歲時節俗,是極複雜的文化現象。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和高度文明的民族,祖先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有益、有趣的節日。這些節日往往都伴隨著歷史傳說、神話故事流傳下來,使節日蘊含著動人的浪漫色彩。在節日裏,文人學士吟詩作賦,人們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尋求快樂,迎接吉祥。所以,它又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民眾生活歷史長河中蕩漾而起的浪花。重陽節就有這樣明麗的特色。
  重陽節的源頭,據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所載,“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宴飲。”按杜公瞻雲:“九月九宴會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台榭,”又《續齊諧記》雲:“汝南桓景,從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 桓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人帶茱萸香囊,蓋始於此“。這裏說明瞭重陽節肇始地區和有關人物。
  汝南郡,漢高祖四年(西元前203年)置,轄豫東南三十七縣的大片土地,治所在今上蔡古城崗山,古城垣猶存。費長房,汝南人,東漢方士,“曾為市掾,”經常活動於今汝蔡地區,崇信道教,從仙人壺公學道。壺公是遠地來汝南行醫賣藥的老翁,童顏鶴髮,著道家衣冠,自稱壺公。賣藥治病,藥到病除,貧人治病,不取分文,所得錢財,多施捨貧苦人家。奇怪的是房前懸一玉壺,天晚市罷,跳入壺中。壺公的神奇,只有費長房能看到,世人莫知之也。今汝南西北十五裏,費長房遇見壺公的地方,唐天寶年間建了金碧輝煌的壺仙觀,汝水繞觀東流,是汝南舊日著名遊覽景點。費長房叩首發誓,祈求壺公收為弟子,壺公終於答應其要求,但費長房不能恪守誓言,中途辭舊。臨行,壺公為其作符,囑曰,“以此可主地上鬼神。”此後,他遊走鄉裏,為眾人治病,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汝南的史志文獻中,多半載有他在本地區降服鬼物怪異的活動,是個半人半神的特異人物。
  從文獻中看到,東漢汝南桓景,是個善良執著,篤通道術的人,他之所以隨費長房遊學,是緣于父母死于瘟疫,決心訪仙求道來制服瘟魔,當他在深山找到費長房的居處時,見大門緊閉,在門外跪了兩日夜。他的虔誠感動了仙師,遂收為弟子。當得知九月九日家中將發生災難時,他嚴守仙師的教誨,準時帶領家人登山,躲避了一場災難。之後,重九登山、飲菊花酒、插茱萸以趨吉避凶的習尚就流傳開來。桓景並不是顯赫人物,可能是個比較富裕的農村道學先生,不然就沒有隨費長房遊學的條件,家中也沒有那麼全的雞、犬、牛、羊之類的牲畜和家禽。他登的山距家不會太遠,所以“舉家登山”才能夠“夕還”。東漢汝南郡的治所,在今平輿縣射橋北上蔡附近的古城,這地區一片平疇,沃野千里,只有上蔡城郊的岡山巍然聳立,自然環境的事實,限定了桓景登的山,只能是岡山即今的蘆崗。
  比較起來,九月九日“登山”的活動起源更早。據西漢《長安志》記載,西漢京城長安近郊有一座小高臺,每到重九之類的良辰美景,就有許多人登臺觀賞。因登的是高臺,就被人稱作“登高”。有民俗學者認為,這就是重陽節登高的肇始。其實長安秋日“登臺”的活動,目的在於欣賞天高雲淡美好的秋色,是賞心樂事,遊覽散心的健身活動,與重陽日登山避災斷然不能混同,桓景的重九“登山”,才是真正的重陽節源頭。但也應該承認,重陽正式定為節日是始于唐代。史傳唐黎泌奏請皇帝批准,以中和、上巳、重九三天為三令節,節日活動與東漢以來風俗相同。也許這就是唐以後詠唱重九詩詞驟然增多的原因。我們所熟知的如田園詩人孟浩然(西元689—740年)的《過故人山莊》寫詩人在享受故人備辦的雞黍酒宴,開懷暢敘田園豐收熱烈的氣氛中,情不自禁的說:待到重陽愉快的節日,我會不請自到,還來“就菊花”的。邊塞詩人岑參(西元715—770年)在赴安西行軍途中,想到長安重九賞菊、飲菊花酒的節俗,寫出了《行軍九月思長安故園》,詩雲:“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想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詩聖杜甫(西元712—770年)沉屙纏身,《九日》詩中寫道:“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在古詩中菊花和重陽似乎結下了不解之緣。黃巢(西元?—875年)《不第賦菊》詩中寫道:“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賦菊》氣勢磅礴,“待到秋來九月八”,不僅為諧韻,也是為點出重陽節俗。詠唱重陽節的詩章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唐王維(西元701—761年)的《九月九日山東兄弟》,詩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重九佳節他身在異鄉,多情的詩人,想到親情是互相的,由自己不寧的心情,品摩到山東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態,寫出了“每逢佳節倍思親”傳頌千古的名句。也正是由於佳節思親,宋女詞人李清照(西元1084—1151年)寫的《醉花陰》受到宋明以來詩論家眾口一詞的讚賞,詞雲:“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詞中寫一少婦度日如年的鬱悶生活。情人遠別,伴隨她的只有燃著瑞腦的金獸香爐和臥具玉枕紗廚;閨房一片沉寂中,覺得那斷續的殘煙,如同白晝一樣悠長。突然間,想到重陽節到了,和情人分別又是一年。“玉枕紗廚”在往昔是和夫婿與共的,而今獨對,倍感孤零。天色傍晚,少婦的孤苦實在難耐,對著菊花獨自飲起酒來。賞菊飲酒,實是遣愁。舊時雙雙對飲,意氣軒昂,而今獨酌,更加煩惱。夜幕四垂之際,驀地發現有暗香盈袖,不禁脫口喊出:“莫道不銷魂!”而無賴的西風又把簾子掀了起來,她抬眼看窗外黃花,大吃一驚,原來“人比黃花瘦”。以蕭瑟的秋菊,比閨中少婦獨守空帷的清瘦與相思,其景無遺,,其情脈脈,凝煉真切,思婦的形象塑造更為逼真動人了。
  歷代詩人對重陽節數不盡的詠唱詩中,都離不開賞菊、插茱萸、登高的節俗,而且多為有感、傷別、思親而發。但從河南上蔡縣誌史中看到,其古代詩人對重陽節的詠唱,卻別具特色。詩人們重陽節登山不是興之所至,而是視為不可少的活動,事前相約結伴而行,彼此告誡“菊花天氣莫蹉跎”,並且,“囊中歸味添茱萸,裏心賠有菊花”,早有周到的準備。明末詩人-冀景雋《九月登樓有懷》詩因“無伴獨登樓”,難免感到孤寂,美好的秋色也無心欣賞,看到的只是幾株陰森的相國塚和荒煙蔓草中的玩河台而已。清代詩人李士英的《重陽偕友登玩河樓》卻是別有一番景象。重陽節日將臨,就“擬准重陽結隊遊”,到重陽日,詩人們雅興滿懷,結隊登上岡山的玩河樓,放眼四望,“千秋落葉隨風走,萬裏長江貼地流,村圃雨餘鴉噪晚,關山霜冷雁鳴秋”。落葉隨風、江流貼地、雨餘鴉噪晚、霜冷雁鳴秋,伴著結隊登山、興高采烈的詩人,大好秋色,生機勃勃。從詩中也看到,上蔡縣重九節登山是例行活動,登的是上蔡古城的“岡山”而不是一般的“登高”。詩人們是乎在乘著古來遺風,步著桓景登山走過的路子,到桓景駐足的地方,只是忘卻了桓景的登山是趨吉避凶,而自己是尋求歡快了。這也證實了當年學者研究認為重陽節的源頭在上蔡結論的正確性。

 

 

重陽節的源頭及其詠唱詩

  
內蒙古師範大學漢文系 屈正平


 

  歲時節俗,是極複雜的文化現象。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和高度文明的民族,祖先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有益、有趣的節日。這些節日往往都伴隨著歷史傳說、神話故事流傳下來,使節日蘊含著動人的浪漫色彩。在節日裏,文人學士吟詩作賦,人們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尋求快樂,迎接吉祥。所以,它又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民眾生活歷史長河中蕩漾而起的浪花。重陽節就有這樣明麗的特色。
  重陽節的源頭,據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所載,“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宴飲。”按杜公瞻雲:“九月九宴會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台榭,”又《續齊諧記》雲:“汝南桓景,從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 桓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人帶茱萸香囊,蓋始於此“。這裏說明了重陽節肇始地區和有關人物。
  汝南郡,漢高祖四年(西元前203年)置,轄豫東南三十七縣的大片土地,治所在今上蔡古城崗山,古城垣猶存。費長房,汝南人,東漢方士,“曾為市掾,”經常活動於今汝蔡地區,崇信道教,從仙人壺公學道。壺公是遠地來汝南行醫賣藥的老翁,童顏鶴髮,著道家衣冠,自稱壺公。賣藥治病,藥到病除,貧人治病,不取分文,所得錢財,多施捨貧苦人家。奇怪的是房前懸一玉壺,天晚市罷,跳入壺中。壺公的神奇,只有費長房能看到,世人莫知之也。今汝南西北十五裏,費長房遇見壺公的地方,唐天寶年間建了金碧輝煌的壺仙觀,汝水繞觀東流,是汝南舊日著名遊覽景點。費長房叩首發誓,祈求壺公收為弟子,壺公終於答應其要求,但費長房不能恪守誓言,中途辭舊。臨行,壺公為其作符,囑曰,“以此可主地上鬼神。”此後,他遊走鄉里,為眾人治病,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汝南的史志文獻中,多半載有他在本地區降服鬼物怪異的活動,是個半人半神的特異人物。
  從文獻中看到,東漢汝南桓景,是個善良執著,篤信道術的人,他之所以隨費長房遊學,是緣于父母死于瘟疫,決心訪仙求道來制服瘟魔,當他在深山找到費長房的居處時,見大門緊閉,在門外跪了兩日夜。他的虔誠感動了仙師,遂收為弟子。當得知九月九日家中將發生災難時,他嚴守仙師的教誨,準時帶領家人登山,躲避了一場災難。之後,重九登山、飲菊花酒、插茱萸以趨吉避凶的習尚就流傳開來。桓景並不是顯赫人物,可能是個比較富裕的農村道學先生,不然就沒有隨費長房遊學的條件,家中也沒有那麼全的雞、犬、牛、羊之類的牲畜和家禽。他登的山距家不會太遠,所以“舉家登山”才能夠“夕還”。東漢汝南郡的治所,在今平輿縣射橋北上蔡附近的古城,這地區一片平疇,沃野千里,只有上蔡城郊的岡山巍然聳立,自然環境的事實,限定了桓景登的山,只能是岡山即今的蘆崗。
  比較起來,九月九日“登山”的活動起源更早。據西漢《長安志》記載,西漢京城長安近郊有一座小高臺,每到重九之類的良辰美景,就有許多人登臺觀賞。因登的是高臺,就被人稱作“登高”。有民俗學者認為,這就是重陽節登高的肇始。其實長安秋日“登臺”的活動,目的在於欣賞天高雲淡美好的秋色,是賞心樂事,遊覽散心的健身活動,與重陽日登山避災斷然不能混同,桓景的重九“登山”,才是真正的重陽節源頭。但也應該承認,重陽正式定為節日是始于唐代。史傳唐黎泌奏請皇帝批准,以中和、上巳、重九三天為三令節,節日活動與東漢以來風俗相同。也許這就是唐以後詠唱重九詩詞驟然增多的原因。我們所熟知的如田園詩人孟浩然(西元689—740年)的《過故人山莊》寫詩人在享受故人備辦的雞黍酒宴,開懷暢敘田園豐收熱烈的氣氛中,情不自禁的說:待到重陽愉快的節日,我會不請自到,還來“就菊花”的。邊塞詩人岑參(西元715—770年)在赴安西行軍途中,想到長安重九賞菊、飲菊花酒的節俗,寫出了《行軍九月思長安故園》,詩雲:“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想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詩聖杜甫(西元712—770年)沉屙纏身,《九日》詩中寫道:“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在古詩中菊花和重陽似乎結下了不解之緣。黃巢(西元?—875年)《不第賦菊》詩中寫道:“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賦菊》氣勢磅礴,“待到秋來九月八”,不僅為諧韻,也是為點出重陽節俗。詠唱重陽節的詩章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唐王維(西元701—761年)的《九月九日山東兄弟》,詩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重九佳節他身在異鄉,多情的詩人,想到親情是互相的,由自己不寧的心情,品摩到山東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態,寫出了“每逢佳節倍思親”傳頌千古的名句。也正是由於佳節思親,宋女詞人李清照(西元1084—1151年)寫的《醉花陰》受到宋明以來詩論家眾口一詞的讚賞,詞雲:“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詞中寫一少婦度日如年的鬱悶生活。情人遠別,伴隨她的只有燃著瑞腦的金獸香爐和臥具玉枕紗廚;閨房一片沉寂中,覺得那斷續的殘煙,如同白晝一樣悠長。突然間,想到重陽節到了,和情人分別又是一年。“玉枕紗廚”在往昔是和夫婿與共的,而今獨對,倍感孤零。天色傍晚,少婦的孤苦實在難耐,對著菊花獨自飲起酒來。賞菊飲酒,實是遣愁。舊時雙雙對飲,意氣軒昂,而今獨酌,更加煩惱。夜幕四垂之際,驀地發現有暗香盈袖,不禁脫口喊出:“莫道不銷魂!”而無賴的西風又把簾子掀了起來,她抬眼看窗外黃花,大吃一驚,原來“人比黃花瘦”。以蕭瑟的秋菊,比閨中少婦獨守空帷的清瘦與相思,其景無遺,,其情脈脈,凝煉真切,思婦的形象塑造更為逼真動人了。
  歷代詩人對重陽節數不盡的詠唱詩中,都離不開賞菊、插茱萸、登高的節俗,而且多為有感、傷別、思親而發。但從河南上蔡縣誌史中看到,其古代詩人對重陽節的詠唱,卻別具特色。詩人們重陽節登山不是興之所至,而是視為不可少的活動,事前相約結伴而行,彼此告誡“菊花天氣莫蹉跎”,並且,“囊中歸味添茱萸,裏心賠有菊花”,早有周到的準備。明末詩人-冀景雋《九月登樓有懷》詩因“無伴獨登樓”,難免感到孤寂,美好的秋色也無心欣賞,看到的只是幾株陰森的相國塚和荒煙蔓草中的玩河台而已。清代詩人李士英的《重陽偕友登玩河樓》卻是別有一番景象。重陽節日將臨,就“擬准重陽結隊游”,到重陽日,詩人們雅興滿懷,結隊登上岡山的玩河樓,放眼四望,“千秋落葉隨風走,萬里長江貼地流,村圃雨餘鴉噪晚,關山霜冷雁鳴秋”。落葉隨風、江流貼地、雨餘鴉噪晚、霜冷雁鳴秋,伴著結隊登山、興高采烈的詩人,大好秋色,生機勃勃。從詩中也看到,上蔡縣重九節登山是例行活動,登的是上蔡古城的“岡山”而不是一般的“登高”。詩人們是乎在乘著古來遺風,步著桓景登山走過的路子,到桓景駐足的地方,只是忘卻了桓景的登山是趨吉避凶,而自己是尋求歡快了。這也證實了當年學者研究認為重陽節的源頭在上蔡結論的正確性。